但他提醒，监察委员会不应接受行政诉讼监督，但监察委员会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国家赔偿的义务主体应该包括监察委员会，可以考虑在修改相关法律时，一并修改国家赔偿法。
从娱乐世界以及娱乐法的视角来看，站在人类日常事务的立场上，说起来并没有特别复杂和神秘的东西，随着好莱坞模式的扩展，传统的法律面临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引入一些新的概念、机制来应对日益翻新的有关合同法、侵权法、商标法等领域出现的新问题，与此同时，关于法律人格、名誉权、隐私权等权利主体和权利内容也需要随着调整。例如，关于异性，如果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给每一个人都随时定制一个他（她）心目中的异性，并且可以供其满足，也不排除与人工智能人谈恋爱，那么关于这方面的野心与激情，就会大大的弱化，甚至发生变化。
未来的人类生活因为上述的高新科技，呈现了它们的无限可能性、自由性和开放性，这是人类发展的值得庆幸的方面，人类终于可以逐渐摆脱沉重的劳作，享受娱乐、游戏和闲暇生活。然而，问题在于，这个虚拟的互联网世界它们又具有自主性的一面，它们不是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它们具有自我创生的独立性质。至于在相当广阔的公共领域，通过新一代的机器人来代替现实中的人来处理公共事务，其公正和效率都是非常可预期的，甚至未来不排除设立一个人工智能的小型政府，或联合国之类的国际协调机制，它们的效率和公正性要比现今的机制好得多。尤其可怕的是人工智能和高新科技又从这个第2世界中创生了一个第3世界，一个由虚拟时空产生的更加复杂和奇特的虚拟世界，这个世界既不同于日常的生活世界，也不同于人造的虚拟世界，而是一个更高的虚拟世界，这个世界反过来主导了人，使人进入这个世界，把它视为真实的世界啦，而原先的日常世界反而变成了可有可无。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现实演进，从人性上说，其动力机制不外乎人具有一系列激情，并且人有理性能够建立一套制度或规则体系约束和平衡人的这些激情，这些激情初步概括的话，大致是追求财富和占有财富，追求权力和占有权力，追求性资源和占有性资源，说白了就是人原始的支配与占有财富、权力和异性的激情，构成了第一个世界运行的动力。
文章来源：原文刊载于《南风窗》2017年第19期（出版日期2017年9月12日） 玩法是什么？ 张元元：高老师，你谈的问题很深刻然而，问题在于，这个虚拟的互联网世界它们又具有自主性的一面，它们不是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它们具有自我创生的独立性质。在这部专著所引发的大量评论中，最令笔者产生共鸣的是魏敦友教授的意见。
在中国法理学的语境中，权利本位论不但针对像以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基调的法律观，也针对与权利本位论同时存在并与其互相辩论的义务本位论以至权利义务并重论等法理学思想。叁 20世纪新儒学大师唐君毅曾以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为题著书，探求在近代饱经风霜的中华文化的重建和复兴之道。也就是许章润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提到的，当今中国虽是大国但仍是弱国，因为她在软力量上有所欠缺。其实如果只是说不应盲目地全盘西化，在引进西方制度和规范时应注意中国的现实情况，对于传统文化应区分其精华与糟粕，从而去芜存菁，这便不外是老生常谈。
魏教授是从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与中西文化论争的大历史背景去理解专著的时代意义的。我们同时需要精细的学术分工和（法学）学科之内以至跨学科的学术整合。
至于专著予以评价的第三和第四种研究进路——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和苏力的本土资源论，虽然有受到现代化范式影响之嫌，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表示这两位学者到目前为止的整体学术成就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支配。笔者在此献出愚见，但愿能抛砖引玉，就教高明。最后是简要陈述笔者对中国法学往何处去的个人看法。2004年的人权入宪以至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积极参加国际人权活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归功于法学界对权利本位和人权等概念的推介和学理说明。
但是，这个用语的使用，会不会掩盖了——或至少把我们的注意力移离——以下的事实，就是1978年以来的中国法学是在不断转变或演化之中的，在不同的时段，它的焦点和主要取向不尽相同。要成全后者，我认为应开拓一种综合法理学，从事综合法理学研究的学者应是通才而不必是专才，他们从事的是创意性的整合工作，所以他们必须既学贯中西，又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有能力把中西法文化和法律思想融会贯通，应用于当代中国，从而营造一种现代型的中华法文明，一种崭新的、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文明。举例来说，人格尊严、人权、宪政等现代价值理念是否可理解为一幅现代人类法律理想图景的主要构成元素？我认为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缺乏深厚的学术传统，决定了法理学的起点很低，制约了法理学的迅速发展。
此外，专著里面提到的四种学派或理论模式，是否可以涵括26年来的中国法学或者至少反映或代表其总体面貌，也大有可疑。刘星和张伟仁两位教授曾不约而同地撰文，分别指出中国法学界无论是对当代西方法理学还是对中国传统法制，都是认识肤浅、一知半解的。
此外，在每个时刻，中国法学内部都存在着多元的学术旨趣和研究方法，不一而足，故任何将中国法学作为一整体进行的描述，都很容易以偏概全。法哲学应视法律理想图景的建构为其首要任务，又或法制建设须由或最好应由法律理想图景来予以指引，这两个在专著中提出的命题的论证工作，似乎尚未完成。
在学术分工中，有些学者会（如邓教授所提倡的）精读西方学术经典，从而深入认识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有些则精读中华文明的元典和其他经典，从而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精神面貌和价值信念。中国法学往何处去这个问题虽大，却绝非大而无当。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权利本位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十分独特的中国语境。专著中对26年来的中国法学这个用语的经常使用及其使用方式，使我想起怀德海（A.N.Whitehead）的具体性的错置（fallacy of misplacedconcreteness）。（本文选自陈弘毅：《宪法学的世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为了载体阅读方便，脚注延伸部分省略我们不但需要在分工后的个别领域取得突破，更需要在整合工作上取得突破。
邓教授的独特贡献在于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带进更深的层次，使我们看到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复杂性、可争议性和可塑造性，以至在这个市场、资本和信息全球化、西方在意识形态和话语世界上的霸权变本加厉的大时代，我们作为中国人应如何自处。邓教授自己没有用到文化的话语，他用的是现代社会学的话语。
专著中常常提到这26年来的中国法学，并论证它如何受到现代性范式像背后的无形之手那般的支配，导致学者在有意无意之间接受了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作为中国法制或法治发展的目标，从而荒废了构建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重要工作。权利本位论的论者认为，这一理论不但在学理上站得住脚，而且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的法制和法律文化的健康发展，尤其是考虑到它们在文革刚结束后不久时的落后状态和中国社会长期处于权力本位和官本位的状况。
其实如果只是说不应盲目地全盘西化，在引进西方制度和规范时应注意中国的现实情况，对于传统文化应区分其精华与糟粕，从而去芜存菁，这便不外是老生常谈。最后是简要陈述笔者对中国法学往何处去的个人看法。
也就是许章润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提到的，当今中国虽是大国但仍是弱国，因为她在软力量上有所欠缺。专著中对26年来的中国法学这个用语的经常使用及其使用方式，使我想起怀德海（A.N.Whitehead）的具体性的错置（fallacy of misplacedconcreteness）。专著讨论的第二种法学模式是法条主义，包括民法、刑法等部门法的研究，按笔者的理解，它类似于苏力所谓的诠释法学。应当承认，权利本位论对权利这一概念作为法的基本或基石范畴的理解，源自西方近现代法学传统而非中国法的传统。
《论语》云：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有些研究中外法律史，有些研究中外的现行实在法和部门法，有些研究法律社会学。
本短文分为以下三部分：首先是对邓教授的观点的一些评论，包括一些建设性的批评。要成全后者，我认为应开拓一种综合法理学，从事综合法理学研究的学者应是通才而不必是专才，他们从事的是创意性的整合工作，所以他们必须既学贯中西，又了解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有能力把中西法文化和法律思想融会贯通，应用于当代中国，从而营造一种现代型的中华法文明，一种崭新的、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文明。
壹 如果把专著看成是一个故事，那么它的主角便是26年来的中国法学。邓教授所谈到的中国法学的范式危机，如果从最广义去理解，便是当代中华文明的危机。
在当代西方世界，权利本位论成为显学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在当代西方的语境里，根本不需要提倡权利本位，它基本上已是天经地义、不证自明的东西。但是，这个用语的使用，会不会掩盖了——或至少把我们的注意力移离——以下的事实，就是1978年以来的中国法学是在不断转变或演化之中的，在不同的时段，它的焦点和主要取向不尽相同。尤其是作为法学基础学科的法理学，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探讨，回顾当代中国法学走过的道路，评价其当前的状况，反思其前景，更是当今中国法理学的应有之义、责无旁贷之担当。在这个新时代里，我们要重建我们的价值系统和社会秩序，我们要在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找到我们的位置，我们更要培养和提高我们参与国际事务和各大文明之间对话的能力，从而对人类文明作出不逊色于我们的祖先的贡献。
转载请注明来源） 进入 陈弘毅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法学 。在这方面，应当指出，自然法学说在西方法律史上的角色固然重要，但是其他学说和学派（诸如中世纪罗马法复兴时期的注释法学派和评论法学派、教会法学，19世纪构成德国等欧陆国家法典化运动的背景的历史法学派、学说汇编学和法学实证主义）在推动近现代西方法制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至于相对于这些其他学说或学派，自然法的作用是否更具关键性，则尚待考证。
中国法学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它任重而道远，然而，它目前的能力与它所肩负的重任并不相称。举例来说，人格尊严、人权、宪政等现代价值理念是否可理解为一幅现代人类法律理想图景的主要构成元素？我认为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我们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地做学问、扎实的学问功夫，包括对古今中外的法律、法制、政治法律思想和相关的社会制度与思想的研究。因此，笔者不认为权利本位论是不关注中国当前的状况或中国未来的法律理想图景的，它的兴起见证着当代中国法学家的时代使命和社会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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